大半年前，我將小花的個案轉介到公立醫院精神科跟進。她的抑鬱症狀，在藥物及心理治療的幫助下，好不容易在幾個月前慢慢恢復過來。終於在兩個月前，她等到公立醫院的新症期，她準時應診，我也放心地將小花交給醫院的同事跟進。

     上個月，小花要求再到我診所覆診。她說：「醫院的醫生說我不是抑鬱症，不需要用藥，著我減藥，兩星期前開始完全停藥。上星期我發現大半年前的抑鬱症狀又再出現，所以早一點來看看你有什麼意見？」

     聽到第一句後，心裡又驚又喜。驚的是如果小花不是抑鬱症，即是我的判斷出錯；喜的是小花的進展好到連專業的精神科醫生也覺得她沒有患病。但當她說完後，我顯然是覺得擔心，評估她的情況後，處方之前令她穩定下來的抗抑鬱藥，同時也準備了一封給公立醫院醫生的信，說明小花之前也試過幾種抗抑鬱藥，但效果不理想，現在處方的一種是對她最有幫助的。著小花在一星期後的覆診交給醫生看，深信為了小花著想，醫生一定會繼續處方有效的抗抑鬱藥。

     前日，小花再到我的診所，失望地說：「醫院的醫生看完信件後，他說了解及同意黃醫生你的判斷及治療方案。不過，根據醫院的用藥指引，我現在服用的是第二線的抗抑鬱藥，我必須試用三至四種第一線的抗抑鬱藥，如果效果均不理想，方能處方黃醫生你給我的那一種抗抑鬱藥。黃醫生，現在我可以怎樣？」

     無語⋯⋯！

     以上只是個別例子，其實部分公院醫生會為著病人的福祉，有意或無意地忽略用藥指引的存在。為病人福祉工作或是跟從用藥指引行事，醫生應該懂得選擇。

     陳醫生一面無奈地走過走廊，若有所思的他完全沒有察覺到我，他的神情有點不對勁，身為朋友是有責任上前關心（八卦）一下。

     「入行十年，自問做事小心，凡事跟足醫院的治療指引，但發現病人的康復進度未如理想，有些病人甚至越醫越差。雖然知道一些方法可以幫助那些病人，但礙於那些方法是超越了指引的認可範圍，擔心如果出了怎麼亂子，後果⋯，我是否想得太多？」陳醫生道出心事。

     陳醫生並非想得太多，他思考的正是使他成為真正醫者的關鍵問題。

     治療指引可以給予醫生一個方向，特別是新入行的醫生，使治療方案不會太出軌。但指引沒有可能覆蓋所有的可能性，如只跟指引，必然有處理不好的病人。我們真正要處理的往往是那些指引未能妥善處理的病患，我們總不能放棄他們。

     其實醫療實踐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其一，醫生眼中只有「法規」這條不可逾越的紅線，這便是惡名遠播的「美式」防衛醫療，醫生擔心自己出事往往不亞於擔心病人出事；

     其二，醫生只遵從「指引」行事，他們會處理好「大部分」的病人，但他們是不可能治好面前的「每一位」病人，這類醫生應該不出十年，便會被人工智能取代；

     其三，醫生會跟隨「智慧」的足印及聽從「良心」的呼喚來制定治療方案，從不挑戰「法規」，也不墨守「指引」，盡力治癒眼前的每一位病人，他們才是真正的醫者。

        陳醫生正朝著成為真正醫者之路進發⋯。

        繼「有鬚就係老豆」、「漣漪」及「牛頓力學」後，本來預備了一篇「數學證明」的文章，希望以數學推理的角度，進一步解釋研究結果與臨床應用的不一致性，但因內容比較技術性及沉悶，決定不在本欄發佈，有興趣者可參閱以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drkcwong.hk/photos/a.399067737096638.1073741828.398002350536510/466146800388731/?type=3&theater

        話說回來，筆者一直想伸明的是，研究結果對前線醫生的日常工作幫助不大，弄不好可能會幫一個倒忙。但研究並非對醫學界一無是處，它為醫藥的研發方向、公共資源分配、制定政策及編寫指引提供正確方向。

        提到指引，日前拜讀林沛然醫生「檢討醫管局（四）人事管理：違反指引和犯法」一文，方知醫管局有四萬四千多份指引，除了林醫生所說：「每天讀一份，也要讀一百年」之外，每份指引是由不同部門制定，在如此海量的指引下，有可能出現前線同事的一個決定，乎合一份指引的內容，但卻違反了另外兩份指引的要求。雖然只是可能，但其可能性應該不小。可惜，沒有前線醫生願意用一百年時間去找出指引間的矛盾，有時間的話，倒不如多關心病人，用多一點時間與病及家屬溝通，最後所得的應比座在辦公桌前閱讀（或制定）指引來得要多。

        筆者相信，大部分同事經已忘記九成半以上入職時閱讀過的「指引」，但病人親口訴說他們的傷痛、治療如何使他康復（或副作用對他們的影響）、大家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決定對病人、家屬及同事的影響，這一切一切，大家會銘記於心，甚至畢生難忘。

你們可能依然不相信，其實減少每節門診醫生看症的數量，方能有效減低新症輪候時間。

我相信大家都有試過在酒樓等位的經驗。我曾到過一間酒樓，經理見門外等候的人群越來越多，便增加座位數目，使食客可盡快入座，以免客人鼓躁。但該酒樓出名以低價吸客，等位的人不斷增加，經理不斷加位，結果是⋯⋯

廚師忙過不停，但仍然不能於合理時間內將菜餚送到客人桌上，自然顧客等候的時間長了，不滿程度也增加；由於客人用膳的時間長了，外面等候的時間也長了，經理便加更多的座位，廚師更不能應付；然後繼續這個惡性循環⋯⋯。

如果精神科醫生在門診沒有足夠時間好好治理病人，本來病人可能只需要待在門診治療數月至一、兩年的時間，現在有機會增長幾倍，令大量病人積壓在門診內。反之，醫生如果有足夠時間治理病人，病人大多會於合理時間內康復，醫生便有時間處理更多的病人，新症輪候的時間自然會縮短，同時，已就醫的病人被病魔折磨的時間也會減少，滿意度便會提升。

兩年後，我嘗試再到該酒樓，可惜已經結業，聽說是廚師們因覺得他們的努力未能令食客滿意而感到失望，紛紛離開，酒樓再請不到新廚師，唯有結業。

但有人可能會反駁⋯

醫生有責任將每一個病人處理好，時間不足，或病人太多不可能是藉口。

外科醫生及內科醫生，除了用心外，他們有手術刀、內窺鏡、藥物及各種儀器或化驗可幫助他們為病人作診斷、治療及跟進。但精神科醫生除了用藥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治療手段外，其餘的治療和診斷及跟進工作，全賴精神科醫生用心與病人溝通，當中，時間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試想，如果為了縮短輪候時間而加快吸納新症，迫醫生將覆診時間延長及縮短每次面談時間，致使病人每三至四個月覆診一次，每次見面五至七分鐘，全年與病人的接觸時間比看一集「愛。回家」還要短，大約等於乘東鐵由火炭至紅磡的車程。這麼短的時間，有可能樣讓抑鬱症患者訴說他們一整年面對的苦難及困難、讓焦慮症患者可以在心靈上得到安慰及照顧、讓妄想症患者信任我們將他們的想法一一細訴、讓過度活躍症或認知障礙症的家屬可詳細了解各種治療方案？不可能！！

奪去精神科醫生的時間而又要我們精準地做出診斷及治療，猶如在沒有X光、電腦掃描、正電子掃描及任何化驗的情況下，要求內科醫生準確地診斷肺癌；又如取去外科醫生的手術刀及手術室，要求他們安全地完成肝臟移植，同樣是癡人說夢。

行醫的目標是要將病人治理好，而非只是縮短輪候時間，在人力資源不足（或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縮短輪候時間可以是完成行醫目標的障礙。

你們可能依然不相信⋯。

地鐵縱火案已發生超過兩星期，患有妄想症的疑犯已提堂，最後知道的是仍然有三名傷者留醫（包括疑犯），情況危殆或嚴重。上星期，台灣的女傷者情況好轉，已返回台灣治理。不消兩星期的功夫，這城中熱話迅速消失在輿論視線。但問題是否同時消失？

上星期立法會討論縱火案，有議員一再搬出精神科新症排期長達三年（其實大部分新症可於一年內有期），敦促政府及醫管局正視及盡速處理問題。明顯地，縱火案的疑犯並非正等待精神科新症的病人，而是已在精神科覆診，但不願意接受治療的一群。縮短新症輪候時間不只對上述病人沒有幫助，反而令類似情況更嚴重。

原因是在現有的人力資源下，縮短新症輪候時間，即等於增加每位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工作量。醫護人員只有無奈地將病人的覆診期延長（例如將四星期覆診的改為六星期），或減少經已很少的會面時間（可能由平均的十分鐘減至五至七分鐘），來緩和因加快吸納新症而增加的壓力。這意味著醫護人員照顧每位病人的時間減少了，無可避免地對病人的了解、認知及教育的機會也減少了，這樣，病人情況有變而醫護未能察覺的可能性也相應提高。

那麼，上星期議員的建議，及多年來醫院管理層縮短新症輪候時間的努力，有可能正是導致這宗縱火案的一部分原因，而非解決此問題的方案。

但有人可能會反駁⋯

試想，假如標準工時正式實施，每人都不可以工作超出指定時數，每位員工下班後均能享受私人時間，這應是所有打工仔的願望。但標準工時立法真的可以讓我們達成願望？

要完成願望，必須滿足三個前提：合理的工作量、適度的責任感及正常的工作效率，這三個元素缺一不可。如果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而又要在限期前完成，同時要準時放工，除非工作效率可以加大一倍，或將工作帶回家，用多一份「標準工時」來完成工作，否則…。就算沒有超標的工作量，如果你的工作效率比較低，而有一份超人的責任感，事情也不可能好得到那裡，你自然而然地會將工作帶回家，將睡房當成辦公室。

所以，為標準工時立法只是唯一政府可以為打工仔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位講道理的老闆，及練成只要在辦公室的門關上的同時，可以將所有工作留在辦公室（包括不將工作的事情放在腦袋裡帶回家）的特異功能。看來這一切要看你的做化了，祝大家好運！

李先生決定另覓工作，要找一份沒有傳呼機的工作，在電腦行業中其實不難。他找到了，找到一份朝九晚六的辦公室工作，收入不下於前一份，他心想生活可以穩定下來，他的心願達成了。但只是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情況改變了。

李先生同組的兩位同事先後辭職，剩下來的三位同事要處理五人的工作，一件一年內要完成的偌大工程，而因事涉機密，同事一定需要留在辦公室內工作，結果大家應該猜到。名義上是六時下班，結果是十時收工，連週末也要加班。李先生的辦公室離家極遠，來回需要三小時，這回他不是失眠，而是失去睡眠的時間，但結果也是一樣，專注力、抵抗力、及生產力下降。與上一份工相比，李先生也失去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內疚、自責、抑鬱同時紛擾李先生，這次他病得更重。

標準工時這回應該可以幫上忙，但是，是否能事從人願，讓我們想像一下…

李先生在一間大機構的電腦部門工作，入職三年，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五天工作，可以準時放工，在港人眼中，這份應該是一份「筍工」。但是，因為李先生也需負責緊急維修的工作，所以他要帶著傳呼機，廿四小時隨時候命。

因緊急情況不多，也只需要李先生一人負責。但這三年內，李先生沒有一天可以安睡，他總是誠惶誠恐地「等」，等待著傳呼機的召喚，可是三年過去了，它只叫了兩次。這份筍工為他帶來一千多晚的失眠，影響了他的精神、專注力、抵抗力、及工作效率。

李先生也曾向上司反映，可是不得要領，差點兒連工作也掉了。他只好忍，卻忍出病來。他曾期望「標準工時」立法會為他帶來曙光，但討論不絕而未有定案，況且「標準工時」也未必包括這種只是帶著傳呼機候命的時間。

所以，李先生決定⋯⋯。

陳太：黃醫生，你意思是我們應該增加考試及操練？

非也、非也！我是說考試在教育中有其必要性，只要是需要，考多或考少並非最重要。

更重要的是，考試是一個教導孩子如何應付壓力、學習面對失敗的良機。現在部分家長及有關人士還可以為孩子叫停 TSA，要求學校不作操練（個人見解：TSA不應叫停，但學校或家長均不應為應試（任何考試）而操練）。但他們長大後，可以要求老闆不給他們壓力，不為他們的表現作考核嗎？不可能。

萬事皆有利弊，絕不可因個別弊端而將利益一同放棄。砒霜、大麻、氯胺酮皆被視為毒藥，但用之有法，均有其藥用價值。睿智的家長們（請自行對號入座），我們要從考試中提煉及利用對孩子有用的部分，而處理有害的部分；而非將壞處放大，希望將考試連同其益處一同沖進馬桶，此舉實在⋯⋯。

與其要改變教育「生」態，不如先改變我們的「心」態，而非「治標不治本」的改變制度。如果對考試繼續抱持一種「本末倒置」的想法（考試本來為學習服務，但現在學習卻為考試服務），任何教育制度也會出問題。

要廢除的應是操練文化，而非考試本身。

陳太：要減輕考試壓力，除了改變思維外，改變制度可行嗎？例如，減少校內及校外的考試。

當然，改變思維只是減壓的其中一種方法。而應付壓力，我們可以選擇面對或逃避。如果壓力是一次性的事件，而逃避對自己的成長影響不大，逃避的確是一種有效消減壓力的方法。例如，上鏡對我而言是一種壓力的話，我拒絕電視台的街頭訪問是可行的。但就考試而言，它會不斷重複出現，由讀書時的考試、測驗，到工作時的面試、考核，也都是考試的一種形式。而逃避考試的結果是會影響個人成長，這點應不需多作解釋，如果考試與個人成長無關，「怪獸家長」應該不會出現。所以我們必須面對考試。減少考試可以減壓嗎？可能正確，也可能錯。假如，相對於每年考試一次的同學，每星期都要考試的同學（誇張的說法），需要溫習的範圍更少，更能養成每天溫習的習慣，更多機會「適應」考試的壓力，也不會有「一戰定生死」的感覺。最後，他們可能會覺得「考試只是例行公事，每星期都考，沒有怎麼大不了。」

待續⋯⋯。

就算面對學習或考試壓力，如能得到適當的支持，總不會走上自殺之路，但為何…。

在公聽會內，有市民發言，指學童只是在接受教育，所以除了教育制度，似乎沒有其他原由可令學童產生壓力。其實可以細心想想，平均一年孩子上學的日子少於二百天，而當每天上課八小時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是少於整年的百分之廿。而現在學校大部分時間是在追課程、逐分數，對於學童的心理照顧是明顯不足。而餘下平均大約十九小時，扣除八小時睡眠（希望學童真的可以有睡足八小時的可能）、吃飯梳洗兩小時、家課溫習三小時、打機娛樂三小時，理應還有三小時，家長們其實可以做多一些。如果家長們可以好好善好這三小時，好好與子女相處，不是坐在他們身旁「迫」他們溫習、做功課，而是給他們支持及鼓勵，與他們一起應付壓力，分享處理壓力的經驗與心得，小朋友應該可以有更大的得著。

但是，現今香港社會，單親家庭、雙職家庭，比比皆是。而大部分在職家長希望可以準時下班與子女相處，慢慢由理想變成幻想，現在更已成妄想，更惶論回家協助（不是「迫」）小朋友學習後，還可以給他們一丁點的心理支持，是比妄想還要妄想。所以，除了教育制度外，標準工時、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等也可以幫助減低學童自殺的風險。

現在香港家長其實處於一個困局，魚與熊掌，工作重要，還是孩子重要？你會怎樣選擇？

我不認為單單改變教育及考試制度便能大幅改善學童自殺問題⋯⋯。

如之前「考試壓力」一文所述，壓力是個人感受，是否有壓力，可因事、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就算教育制度改變，同學、家長或校方對成績的追求不變，也足以構成壓力。追求好成績與成年人追求高收入一樣，是社會風氣，不能單單改變教育制度便可改變。有人可能會托詞：追成績也是教育制度所致，沒有好成績，那可能在大學修讀心儀的學科。試想，現在需要好成績入讀的學科，如醫學、法律、商學等（看看歷年狀元們的選擇便知一二），如果同學們是力有所及，可以取得好成績入讀此等科目，應盡力而為，但如果勉強為之，則是壓力的來源；另外，有些同學可能有興趣入讀其他要求成績不甚高的科目，因風氣之固，硬要取得好成績，同樣，要追求比需要更高的成績而同學們力有不逮的話，也是壓力之源。要讀醫學，學法律，修商科，但沒有好成績不行，教育官員可有要求同學在大學修讀那些學科嗎？只要乙等成績便可入大學，教育制度有要求同學們一定要拿甲等嗎？如果這不是社會風氣的話，又是什麼？這有可能因改變教育制度而改變嗎？答案不言而喻。

另外，就算面對學習或考試壓力，如能得到適當的支持，總不會走上自殺之路，但為何…。

請看下回分解！

上星期，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舉行公聽會，討論上學年學童自殺的問題。官員及研究報告指學童自殺與教育制度沒有直接關係；而學生、家長及學校卻認為教育制度是重要原因。

抱歉，我沒有完全觀看整整六小時的公聽會，只是從電視及報章中看到部分的發言內容，也容我發表一下愚見吧！報告指學童自殺與教育制度沒有直接關係。錯！一定有關係，至少稍為將制度調整一下，可能已有理想的效果。我非常贊同陳老師所言，現時教育制度太缺乏情感及生命教育，如果能略作修正，希望能增強同學的抗壓能力，而使學童自殺的風險降低。同時，黃同學的處境（每天做數小時的功課）我也感同身受，似乎學習壓力在過往數十年並無減少。減少的只是公開考試的名目，升中試、學能測驗、中三淘汰試、中學會考、高等程度會考、高級程度會考等等，已載入史冊，現在只剩下中學文憑試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當年作出修改的目的也是為了減輕同學的考試壓力。所以，以往的考試壓力，應不會比現在少，但為何現在同學們感受到的壓力反而增加及自殺率上升？減少考試，真的能減輕壓力嗎？

所以，我不認為單單改變教育及考試制度便能大幅改善學童自殺問題⋯⋯。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陳太：黃醫生，你說得對，考試成績對未來影響如此大，你叫明仔壓力怎可以不大？

壓力，是一種感覺。有否壓力，要視乎同學如何看待考試。對自信滿滿的同學來說，考試是他們表現的好時機，談不上是壓力；對滿不在乎的同學而言，他們更不知壓力為何物。一般壓力的來源是，家長及同學將著眼點放在錯誤的地方。考試成績給同學知道他們的能力如何，如果是未盡全力，成績又未如理想，這便叫同學下次可加倍努力。如果已盡力而成績仍不理想，可能同學與家長要細心想想，同學可有其他出路，否則勉強升學，只會為同學製造更大的壓力。望子成龍，無何厚非，但也要平衡同學的學習及應付壓力的能力。不要「贏咗分數，輸咗嗰仔」。成績不能「決定」同學的未來，而是讓我們能決定如何能「改變」同學的未來。

成績告訴我們同學們曾有多努力，有多專注學業，及在學習上的能力，成績訴說著同學的過去，而不能預測他們的未來。只要修正想法，便可以減輕壓力。

⋯⋯續上回

我問：陳太，你希望明仔是那一類學生？

一如所料，陳太的答覆是：只要高分便可以，但我不明白為何高分低能是社會的不幸？

原因簡單不過。如果要知道同學的能力或學習的成果，評估是唯一的方法。考試是評估的一種較為常用且相對（不是絕對）客觀及公平的方式，同時，考試成績是一個量化數據，可以在考生間作比較。同學們從應否升班、到畢業後能否找到心儀的工作，均與考試成績有關。如果能力高的同學得高分，能力低者則低分，考試成績便能如實反映同學的能力而同學可以選擇合適的出路。但是如果太多的是「高分低能」或「高能低分」的同學，除了不能為同學找到適合方向，長遠地，考試成績也會失去公信力 。以後大學或企業在選拔人才時便會迷失方向，庸才當人才，天才當蠢才，這不是社會的不幸嗎？

陳太似乎不能從熱烈的討論中停下來，續說：黃醫生，你說得對，考試成績對未來影響如此大，你叫明仔壓力怎可以不大？

待續⋯⋯

⋯⋯續上回

陳太說：即是如果同學有學習動力，補不補習也能有好成績？

部分正確！如果有學習動力，其實無論以任何方式學習均能有所進步，但分別是如何令學習有效率？另外，有效學習並非等於能取得好成績。根據能力與成績的關係，學生可以分成四類：

能力高、成績好 – 正常

能力低、成績差 – 正常

能力高、成績差 – 不幸（個人的不幸）

能力低、成績好 – 不幸（社會的不幸）

以上四類同學中只有第三類需要補習，因為他們的成績不能好好反映他們的能力，補習正正可以填補他們考試技巧之不足，令他們可以在考試時能有較好的發揮，也可以令他們取得應有的成績。

而第四類同學是我們一般稱為「高分低能」的同學。雖然「高分低能」可指一些只懂讀書而連照顧自己也做不到的同學。但這裡「高分低能」是指同學取得的成績是高於他們的實際能力，他們擁有的是超凡的考試技巧。

我問：陳太，你希望明仔是那一類學生？

待續⋯⋯

⋯⋯ 續上回。

陳太無奈問：如果專注力恢復也不能令成績提升，我可以什麼辦？補習可以嗎？我見補習社廣告說可以將公開考試成績由剛好合格提升至甲等，你建議補習嗎？

又是香港教育的錯，學生、家長眼中只有成績，連看醫生也為成績著急，真是難為了家長。

說實話，在診症室內，談教育並非我的專業，但累積了四十多年的學習經驗及十數年的教學見聞，也可以分享一點心得。

補習，一如其名，是補充學習。它不是正式的學習方式，而香港及一些東南亞以考試為重的城市，補習也變成考試技巧（並非學習）的訓練場。而上補習班，與上課無異，同學一樣需要專注力、興趣、動力為先，方能有所得著。但為何補習社可以將學生的成績大幅提升？是動力。試想，在學校放學後或在假日也要到補習社上課，也要另繳學費，同學的學習動力會比其他同學高，成績自然有進步。不相信？只要你試試迫一些不願學習的同學上補習班，看看成效如何，便可知答案了。

所以學習動力要比學習形式重要。

待續⋯⋯

陳太今天帶明仔回來覆診，也帶來一面失落。事源剛剛考完的中期試，明仔的成績未如理想，與老師會面時，老師也覺得明仔比以往專心，定時交功課，也不常遺留物件，但成績始終原地踏步。

香港課程緊迫，相信是世界知名。很多家長或老師發現小朋友專注力出現問題，除了是多動及衝動的問題外，多是因為成績未盡人意，而隨著課程加深，成績也慢慢下滑。結果是一部分家長帶小朋友來求診時，便以成績作為治療成功與否的指標。要知道，雖然能專注學習是取得好成績的先決條件，但專注力恢復正常，並不代表小朋友會專注於學習。同學們的興趣、天賦、學習動機及方式，與專注力一樣，深深地影響著學習成果。再者，考試成績往往不能有效及準確地反映學習成果。

所以，對專注力不足的同學而言，提升專注力是有效學習的先決條件；但要學習有成果（成績是成果的一種），除了專注力外，學習興趣、動機、方法等等，也是同樣重要。

從數學教育的理論中，我們期望學生能滿足以下三個要求：利用數學語言描述現實世界，此其一；利用數學運算、推理及技巧來計出結果，此其二；最後是將結果應用到現實世界。現在，大部分中小學教育均著重首兩項要求，特別是對數學技巧及公式的運用。至於第三項要求，教育界似乎興趣缺缺。

針對數學運算及公式運用，專注力、工作記憶及執行功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於數學運算可能需要繁複的步驟，專注力不足的同學，無心之失經常出現。例如，小學生的四則運算，同學們由直式運算時得出的正確答案抄到答案紙時會將答案抄錯；到中學時，同學們也常常在一個比較長的推算中迷失；忘記公式及其使用方法更見怪不怪。

如果專注力不足能夠恰當處理，數學成績自然而然便進步起來，而進步的幅度及速度也比其他科目高。在臨床工作中，數學成績初期的「顯著」進步往往能歸功於較佳的專注力。一如所有學科，長期的進步則取決於同學對學科的興趣及知識的累積。

志仔，三年前剛剛升上三年級時，他的媽媽第一次帶他來見我，用不著專業人士也能看出志仔是一名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經過評估及測試後，志仔被確診為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最奇怪的是他媽媽說症狀其實在志仔一年級時已經出現，亦徵詢過另外兩位精神科醫生的建議，兩位醫生均建議志仔用藥來控制他的病情。

兩年過去了，志仔媽媽不願意讓志仔用藥的唯一原因是她擔心藥物影響胃口的副作用，繼而影響他的成長及發育，她從網上看到各種對藥物副作用的評語及志仔同學服藥後的反應而作出拒絕用藥的決定。可惜，志仔的情況因為沒有藥物的幫助而漸走下坡，學業及社交均受影響，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媽媽來找我，她希望我對她說志仔可以不藥而癒；當然，我再一次令她失望，志仔極需要藥物的幫助，但我承諾只用最少份量的藥物，以其取得應有的效果之餘，同時避免令志仔及媽媽不能接受的副作用。

用藥三年來，不只媽媽擔心的副作用沒有出現，志仔現在已長得比他的媽媽還要高大，除了成績有進步外，他也成為足球校隊的隊長，與他的隊友及同學感情要好。

今天小強靜靜地坐在他媽媽身旁，與半年前相比，小強的情況已進步不少。以往，不消三分鐘，小強便可以把我的診症室完全反轉。除了行為有進步外，成績也突飛猛進 ，令他的學習信心大大增強。他媽媽說，小強學校的老師與及課外補習班的老師，也覺得他能專心上課，陳太也覺得小強的專注力已大有改善。

陳太是銀行高層，平日早出晚歸，回家後只可與小强聊聊天，吃完晚飯後便是睡眠時間了。與陳太傾談中，有一點奇怪的感覺，陳太與小強相處時間頗短，而她也不是虎媽，她寧願用僅有的時間多了解小強，從不強迫他溫習，每天睡前十數分鐘的談話，小强應該不會給陳太强烈進步的感覺，除非……。

果然，陳太說：「雖然他已經沒有以往那麼衝動，所以每次有意見不合時，他不會發脾氣，但他會很留心地聽我講的每一句說話，同時，因為他專注力進步之後，轉數也快了，所以在過往半年，每次爭論都由他勝出。」

早上，電話鈴聲響起，轉來一把年輕活潑的聲音。小紅，廿來歲的少女，準備投考一份她心儀的工作。她在右前臂有一道長長的疤痕，是她兒時玩耍時被玩伴弄傷的。她的疤痕被面試官看到，雖然她原則上被取錄，但她必須先取得精神科醫生的證明其精神狀態正常，方可入職。

這對醫生來說，倒也是一道難題。醫生的訓練是為到診者找出病源，然後治理。我們是先假設每一個人都是正常，直至找到不正常的地方，他才成為病人。所以，到診者是正常，已經是一個假設，我們找證據是證明他們患病，而不能證明他們正常。正如做身體檢查一樣，各種檢查、測試均為正常，我們只能總結：在各種測試後，沒有證據證明他患上某種疾病，但正常是不能被證明的。

最後，小紅拿著我給她的「證明」，證明她「現時」沒有證據顯示她患上可診斷的精神科疾病。三個月後，我在她任職的機構遇上她。

靜宜，一位廿多歲的小姑娘，與丈夫大雄一起走進診症室。他們新婚不到一個月，由相戀至結婚，甚少爭執，關係親密。剛從歐洲蜜月回港不到三天，靜宜在巴士上突然全身抽搐，然後暈倒過去。住進公立醫院，進行各種身體檢查，抽血、電腦掃描、腦電圖等，均找不出抽搐的生理原因。另外，她的丈夫發現她失去了十年的記憶，當時他們剛剛相識，尚未相戀，她們還是中四學生。

她丈夫憶述當年他們相戀後不久，靜宜便遇上車禍，在醫院呆了六個月，之後過了一年才完全康復。在她住院期間，父母離異，出院後住進親戚家，又長期受到長輩的騷擾，一連串的不幸令她情緒低落，幸得現在的丈夫在旁鼓勵，她的情緒才得以恢復過來。

失憶後，靜宜的情緒非常穩定；當然，有時因為不相信自己已婚，及父母分開的事實，會有點迷惘。可憐的是大雄，雖然靜宜現在只當他是一個同住的普通朋友，但他依然不離不棄地照顧她，等著她恢復記憶的一天。

能遺忘傷痛，是福；但連快樂也一併忘掉，是苦。

小花今天覆診時表現失望，原因是上次覆診前她在網上見到評論及研究，稱一種不論在功效或副作用表現都比較好的藥物，雖然她服用之前的藥物沒有多大的問題，但她依然堅持轉藥。可惜，新轉的藥不只令她已穩定的病情轉差，她經驗到的副作用也是史無前例的大。小花不明所以，她甚至懷疑她所閱讀的研究報告及個人評論是做假的。

我向小花解釋，能刊載在科學期刊的研究是經過嚴格評審，做假的機會不大。但因為科學研究的結果是由一大批受試者的「平均值」決定的，而非針對個人的反應作決定，所以在臨床上遇到的現象與研究結果不符是見怪不怪的事情。對醫生來說，研究結果只能作參考，最重要的是能給予最合適的治療及病人能從中得到最大的益處。

兩年前，英國皇家學會的一名院士（牛頓及霍金也是該學會的院士）曾對現行常用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發現如果研究使用百分之五作為顯著水平（significance level）（醫學界在過去數十年大部分研究均採用這個水平），有可能高達三成的研究結果會出現假陽性（false positive）。所以就算在沒有任何人為錯誤之下，遇到臨床現象與研究結果不符的情況也是不足為奇。

結論是，面對網上的資訊或研究要小心消化及使用，當然也包括我這篇文章。

日前與一些非醫學界的朋友茶聚時，老陳找我幫手治理他父親的腦退化症時，眼神有點猶豫。我問他是否怕我不收診金，所以不好意思找我。但他說，在網上找醫生的平台上，看到我的「推介指數」不及他人，甚至不及一些新進醫生，所以有點擔心。後來，我也上網查看，果然我的「推介」只得數個，果真是「技」不如人，我也無話可說。不過，我也想看看評論，以了解自己的不足。找到一位新近私人執業不到三個月的醫生，評論甚好，小弟甘拜下風。正想離開網頁時，突然發現其中一個推介下有一則回應，寫著：「廣告」太多，影響公信力。頓時變成丈八金剛，這些究竟是「推介」還是「廣告」？

除此之外，也能發現一些同事的推介特別多，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病人大多是網絡新世代，喜歡上網給評論；但大部分的城中名醫則是零推介，這點真的解釋不了。最後，我還可以在「精神科醫生」的搜尋內，找到非精神科專科醫生、已經退休、移民甚或已駕鶴西歸的醫生。

網絡果然是一個「虛擬」世界，孰真孰假，真叫人想不通、摸不透。

 早前閱讀一位學者的文章，他認為網絡時代令到知識碎片化。他的例子是學習歷史，在網絡上的資料一般都是片面的，評論也可能有偏頗，往往一些「觀點獨到」的文章倒特別受到網友關注。網友上網找資料的習慣是快餐式的，網友只要找到他們想知道的知識小片段，一般都有滿載而歸之感。這樣，知識便活生生地被打碎了，某些歷史事件為何會發展到如此地步或為何在某個歷史時刻會做某一個決定，網友可能沒有興趣知道；就算有興趣知識，網上的資料也是零碎的，倒不如拿本書來看。

醫學知識亦然。正如志仔的媽媽，因為在網上看到藥物的副作用而白白浪費了志仔兩年的學習時間。網友往往只專注於副作用，而忽略了藥物的作用，在臨床上的藥物應用是要平衡作用與副作用；將作用最大化，而將副作用最少化。每個人對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有人對藥物產生較大的副作用，他自然會在網上大書特書，畢竟網絡是一個很好的宣洩場地，順便可以唱衰隻藥。假如，有人服藥後效果良好，極少副作用，他總不會開著「大聲公」向全世界說藥物效果良好，畢竟大部分人都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自己需要用藥物來處理精神科的問題。

所以，要記著，網絡上的資訊有真有假；就算是真，也是片面，未必是知識的全部。

「食早餐真的會令成績進步嗎？」今早開診後，已經有三位家長問同一個問題。

原因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數據研究中心，剛剛公佈一份研究結果，研究於2015年6月至7月進行，調查吃早餐與成績的關係。發現如果每天吃早餐的學生平均成績在500分中會提升30至50分。

真的只要吃早餐便會令成績提升嗎？結果我又花了一番唇舌向幾位家長解釋 － 吃早餐當然對專注力及精神有幫助，充足營養是學習的必要條件。不過，成績進步不單單是因為吃早餐；我相信真正令同學們成績好的原因，正正是他們每朝都可以吃早餐的原因。試想，年輕人不能在早上吃早餐的原因是什麼？一般都是不夠時間，原因可以有很多，功課忙、沉迷打機、習慣夜瞓等等。如果年輕人能早睡早起，自然有足夠時間吃早餐；這樣，睡眠充足也可能是令成績提升的原因。另外，如果在起居飲食都能定時的年輕人，他們的自我控制能力一般也比較好；因此，他們比較能控制自己的時間運用，這也是成績進步的一個重點。

所以，吃早餐與成績進步的關係只是表面的現象，重要的是我們要鼓勵年輕人培養正常穩定的生活習慣。

小玲，焦慮症已康復，但近月心事重重，細問之下，原來她問丈夫一道問題，而丈夫不懂回答而令小玲不安。她問丈夫：「你為什麼愛我？」一道看似簡單但極難回答的問題。

多年前國外有研究指出，如果伴侶能說出愛對方的原因時，他們分手或離婚的可能性會比不能說出原因的情侶高。這證明愛不愛對方並非一個認知層面上能處理的問題，這是一種感覺，總是不能歸因的。小玲聽後放心許多了。

日前播出的「愛情來的時候」也引證了這一點。翠如曾問浩然為什麼總是對自己這麼好，浩然沒有回答，及後他們進展到談婚論嫁的地步。最後，當浩然道出為何深愛翠如的原因時，也就是他們分手的一刻。

愛總是沒有原因的好。

近日收看「律政強人」，其中一個案例值得反思。

劇中形容一名思覺失調患者向前女友追討一部名車，而這部車是女方要求男方贈送，以作為他們結婚的條件。當然，女方得到名車後便立刻要求分手，而男方便要求女方歸還名車或賠償車價。

最終女方律師同意賠償，但同時亦出示男方的精神報告指出他患有思覺失調，而要求減低賠償金額，原因是男方曾經有幻覺及妄想。問題是：劇中並沒有說明男方提出的訴訟及證據是源於他的幻覺或妄想，反而男方所提的均為事實。但單單因為他有思覺失調病史而減少賠償，將患者放在不利的位置上。這是否涉及歧視？其實思覺失調患者的感覺及想法，除了涉及幻覺及妄想的部分，均為真實。所以，只要患者對案情的陳述並非妄想幻覺的一部分，他們在法律天枰上的位置應與其他人一樣。

希望上述的案例只是劇情需要而不會在現實中發生。

花先生帶著花師奶準時到診所，這是強迫症病人的優點。

記得六年前花師奶第一次求診時，已在公立醫院覆診，亦每天要服用六粒精神科藥物，因當時病情有變，所以花先生決定找私家醫生一試。花師奶有的是典型強迫症症狀，她雖然清晰知道女兒是花先生的親生女，但她每天都要問花先生大約八十至一百次：我們的女兒是否是你的親生女？如果花先生不回答，她便感到極度不安。最後，花先生按捺不住，要女兒驗 DNA，結果是99.99%肯定花先生是親生父親。終於令花師奶有所改變，她的問題變成：99.99%肯定是否就代表你就是女兒的親生父親？但次數有增無減。有一次花先生私底下向我訴苦說：懷疑子女不是自己親生應該是男仕的專利，那有妻子會懷疑子女不是丈夫親生的呢？花先生說得挺有道理。

幸好，六年時間並沒有白費，花師奶的強迫症狀慢慢減退了，她自己有能力控制。更幸運的是，她可以慢慢減藥，現在她每天只服用一粒藥。為何說她幸運？因並非每位強迫症病人能夠成功減藥，而又可以減到如此低的水平。

　　易名潮一浪接一浪，「精神分裂」變成「思覺失調」、「癲癇症」變成「腦癇症」、「老人癡呆症」變成腦「退化症」，現在又可能再改造「認知障礙症」。改變名字，無非是為了逃避負面標籤。但很多研究顯示，只改名字，沒有公眾教育，負面標籤會繼續附在新名字上，易名意義不大。

　　正如「精神科藥物」，也給不少人扣上負面意義,它代表「上癮」、「吸毒」、「迷幻」、「不負責任」等等的意思。跟著的影響是，大家聯想到「精神科藥物」便是「精神科醫生」處方的「藥物」，這回問題大了，病人為了逃避「精神科藥物」而拒絕治療，以至生命被疾病折磨,最後…。

　　其實，大家心目中的「精神科藥物」可能是K仔、Fing 頭丸、十字架、冰、大麻等等。除了十字架(安眠藥的一種)外，其他都不是精神科醫生會處方的藥物，因為那些是會導致精神病的藥物。而「十字架」的安眠藥地位也被新一代的安眠藥取代了，「十字架」已非精神科醫生時常選用的安眠藥。K仔，精神科醫生從來用不著，反而麻醉科醫生有機會選用K仔作為麻醉藥。(我始終不明白為何這些「壞」藥物不稱做「麻醉科藥物」，至少麻醉科醫生會用K仔作為麻醉藥)。

　　假如，「精神科藥物」在大家心中與「上癮」、「不良行為」、「不負責任」有關的話,瘀草(吸煙)理應列入大家心目中的「精神科藥物」名冊中，但我也不明白煙民們依然可以將吸煙行為視作人權的一部份來予以保護。

　　真正的「精神科藥物」(精神科醫生處方的)大部份是不會上癮，它們是針對「治療」(而不是引致)各種精神病,包括憂鬱症、思覺失調、失眠、焦慮等等。

　　至於「精神科藥物」需要易名與否則見仁見智。但至少我們希望大家能分清楚那些是「治療性精神科藥物」，那些是用作「濫用的藥物」(不一定是精神藥物，麻醉科及痛症科的藥物也經常被濫用)。

香港近年在私隱保護方面有長足的發展，我們有私隱專員，有私隱條例，醫院方面亦發出指引及作出措施以保護病人私隱。例如，在病人記錄的封面上加上「保密」字樣，不准(除非經過特別批准)將病人資料帶離醫院(醫院可能也為了員工著想，以免他們在家也超時工作)等等，但不時也有員工遺失「手指」，需要報警處理的情況。

月前，有一位葵涌醫院的同事遺失「手指」，因手指內有精神科病人的資料，在新聞報導中卻稱 「精神科病人的資料比較敏感，所以情況比較嚴重」。其實私隱條例並無特別區分那些人的資料比較敏感，為何報導會有此評斷。原因是大部份人都不希望自己看精神科的事實被其他人知道，他們並非不願接受自己患病，而是社會不接受精神病，才會令人覺得精神科病人的資料特別「敏感」。

另外，在一些網誌上可以看到一些「流言」。他們說，假如到醫院看精神科，病人的資料會自動傳送給各個大機構及政府部門，及後會影響你或你的家人找政府工、申請駕駛執照或移民。其實，醫院病人的資料(不論是否精神科病人)都只會在醫院「內」流通，所以當你看內科時，醫生會知道你曾經做過盲腸手術及正在覆診精神科。但這些資料一定不會在醫院「外」出現(除非醫院的電腦系統被黑客入侵或有「間諜」在醫院將資料偷走或遺失「手指」)，除非病人本身書面同意將其資料交付給特定的人。否則就算警方需要資料，他們也不能取得資料(這當然有一些例外的情況，例如有住院病人失蹤，當同事報警時，也要透露病人的基本資料)。另外，若果法庭頒令要病人的資料或醫生在法庭的證人台上作供時，這樣也不一定需要病人的同意。另外，據我所知，私隱條例只保護在世的人，所以人死後，他們的個人資料便得不到私隱條例的保障。

最後，我在醫院門診也常常見到一個奇景，當同事叫「陳大民請進2號房」時，病人總會跟隨指示行事，而不會投訴私隱被侵犯。要知道，姓名是個人資料的一部份，當醫院努力保護文件上的私穩時，而在門診的這一個呼喚，在場的人很輕易地知道陳大文看精神科，同時也可以看到誰是陳大文。這樣，我們在保護文件上的私隱是否多此一舉?至少當你在街上拾到葵涌醫院同事遺失的手指後，把它插入電腦，看到陳大文，他的身份證號碼及診斷，但你依然不知道他是你的鄰居、男朋友、同事還是舊同學(假如他們都叫陳大文)。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先說一個小故事。

　　1854年，倫敦西敏區發生霍亂爆發。導致616人死亡,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三。當時尚未有細菌的理論，但一位當地的醫生約翰.斯諾用統計學及流行病學的方法，推斷出病源來自市內的一個抽水機。雖然，用當時的技術，通過化學分析及顯微鏡觀察水樣本，也未能找到病源。但及後的技術及理論發展，最終找到了霍亂菌及於1861年發展出細菌理論。

　　另外，我再引述一些「反精神科學」人仕的一個論點：”精神科診斷只是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或世界衛生組織的疾病分類作基準，但這些分類並不科學，並不像內科或外科一樣可以用客觀證據來作出診斷”。

　　大家試著比較這個論點及文章開頭故事的異同：一百五十多年前，有一種疾病，我們不知道它的成因、源頭或根治方法；我們只知道它的分佈，病徵及一些流行病學的資料。但斯諾醫生可以減少這種疾病對人的影響。最後，其他科學家相繼發現了致病源及根治方法。現在，精神科學身處的歷史位置正正與斯諾醫生面對霍亂時的位置相近。我們現在知道精神病的症狀，流行病學資料及一些有效的藥物及心理治療方案，而我們只是尚未找到病源及根治方法，而這方面的研究在近年已有長足的發展。

　　試想，假如一百五十多年前有人說斯諾醫生及其他霍亂研究者的方向是不科學而反對接受是一種病(反對者可能會想這是上天對人類的懲罰)而阻止他們的研究，後果可想而知。可知腦袋要比細菌複雜得多，需要的技術也高得多，時間也要用得多。假如「反精神科學」論者說「精神科不科學」 而不承認「精神病是疾病」的論斷，實為阻礙精神科學發展，尤如有人當年阻礙霍亂研究一樣，後果不堪設想。

「精神科」三個字的確令人心生畏懼。許多第一次到診的病人都對精神科有很多猜忌，「我真的有精神病？」、「精神科醫生會問什麼？」、「精神科藥物會控制我的思想行為？」…

其實不只病人有很多擔心，記得在開業前找鋪位時，業主們一樣有無數的憂慮，「你的病人會否有暴力行為？」、「他們會否影響其他租戶？」等等。所以租鋪位時也四處踫壁。不過，事實證明，我的病人不只從沒有給其他租戶帶來任何麻煩，反而為附近的鋪位帶來更多人流。

但是，其實大家每天都不知不覺間遇見多於十位(甚至上百位)的精神病人。(除非你當日玩自閉，唔出街。) 唔信？讓我與你走過繁忙的一天。

早上，從粉嶺站迫上東鐵，在九龍塘及旺角站轉車，最後到中環下車，途中在你視線範圍出現或與你擦身而過的人不下一千，當中你至少會遇見一位思覺失調康復者與你一起坐港鐵上班(平均每一百人中會有一人患上思覺失調)。經過早上一輪繁重的工作後，午餐時走上中環大街，往往會遇上四十至五十位煙民圍著垃圾箱(或邊走邊食)，手持香煙(我覺得一點也不香)在吞雲吐霧。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精神科疾病分類，他們大部份已患上一種精神病 - 菸草上癮。

下午，老闆要求你送一份急件到老人院，一間住了四十多位老人家的院舍，可能有二十至三十位院友患上腦退化症(即老人痴呆症)，也是一種精神科病。放工後，友人致電，說她數天前與男友分手，這幾天，夜不成眠，哭不成聲，心情低落，總是提不起勁兒，想找你吐吐苦水，她有可能已患上適應障礙。

數數手指，一天下來，你有可能遇見已患上精神科疾病的人不到一百，也有幾十位。輕則是菸草上癮，重則是思覺失調、腦退化症等。他們每天都在你身邊十米範圍內出現，但是你一樣如常生活、上班、享受假日行街、看電影的樂趣，患精神科疾病的人(不論他們有沒有就醫或是否已康復)，他們每天也會與你一同坐港鐵、上班及吃午餐，他們絕大部份人都不影響你的生活(除了煙民們有意無意地把煙霧吐在你的面上)，你也不會特別留意他們的存在。這樣，你仍然覺得精神科疾病可怕嗎？

說實話，一般人其實要比精神科病人可怕。不信的話，請走上街頭，隨便問一百位路人，在他們心目中最可怕的人是誰，大部份答案是：老婆(請不要讓我的太太知道)、老闆、老師、爸爸或媽媽等，應不會有幾個會說他們最害怕的是精神科病人。

很高興見到網誌上有關腦癇症的討論，其中涉及有關疾病改名及某種疾病是否屬於精神科疾病的討論。

首先看看第一個問題。大約十年前，香港有關機構將「精神分裂」易名為「思覺失調」，目的是減低病患對疾病的標籤。數年後，研究發現標籤效應依然存在。在現實中，我在公車上有小學生用「思覺失調」來取笑另一位同學(可能他們已經不懂得「精神分裂」這個詞語)，顯然大眾對「思覺失調」是帶有負面想法的。但之後大眾對「思覺失調」的抗拒是減低了，原因並不因為易名，而是因為「思覺失調診所」的成立及政府大量的宣傳及教育工作。

其後，半年前「癲癇症」改為「腦癇症」，數月前，將「老人痴呆症」改為「腦退化症」。有專家曾經指出，新名字未能完全表現疾病本身的特點，容易引起誤解。例如，腦退化可以與柏金遜症有關，但柏金遜症與「老人痴呆症」的症狀及治療完全不同。我們硬把腦退化代表老人痴呆，往後內科醫生要向病人解釋因腦退化引起的疾病時，便容易與「腦退化症」拉上關係而引起混淆。另外將「癲癇症」改為「腦癇症」，其實問題不大，這的確可以減少大眾的負面心理。但我相信之後對「腦癇症」的全面教育更為重要。不然的話，改名的努力將會付之流水。可解?前人沿用「癲癇症」是有其智慧，因為一些「腦癇症」患者的確會表現為類似精神病的症狀(如仁心解碼第一集中，孫悟空上身的情節)，例如，幻覺、短期失憶或失去知覺，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全身抽搐症狀不一定會出現。其實很多時，腦癇症是由精神科醫生診斷，然後由腦科醫生治療。

無論如何，教育大眾有關疾病的相關知識比起易名重要得多(除非你信命理，那就找個著名玄學大師為某疾病找個新名字吧)。

　　看完仁心解碼第一集，當中提到一名精神科醫生的受訓時間可能與現實有點出入。

　　現時醫學院的課程需時五年，未來「三三四」學制下可能需要六年。之後要在政府醫院做一年見習醫生(Houseman)，然後，他們便可以註冊成為香港認可的註冊醫生。如果想在精神科發展，需要接受在職訓練，為期至少六年。專科考試分為三部分，而最後一部分需要提交一份臨床研究報告應考。完成所有考試後，獲頒授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精神科)，然後便可註冊成為精神科專科醫生。

　　有病人問，坊間有一些家庭醫生擁有「社區精神醫學深造文憑」，他們是否精神科專科醫生。不是，社區精神醫學深造文憑是一個為期一年的課程(每星期上半天課包括一些臨床訓練)，以提供家庭醫生有關精神科的基本知識及訓練。香港中文大學也會提供一個有關精神醫學的碩士課程(兩年制兼讀課程，包括一些臨床訓練及研究)，但畢業後他們也不是精神科專科醫生。

　　想成為精神科專科醫生只有一個途徑，就是醫學院畢業後，做一年見習醫生，然後在政府醫院接受至少六年訓練及考試。順利的話，當你踏入醫學院後十二至十三年，便有望成為精神科專科醫生。

日前看到新一輯電視劇「仁心解碼」的預告片，有點期待，因為這是近年唯一以精神科疾病為主題的劇集，並且單從預告片也道出一些精神科疾病及其治療上的特點。

其一，見徐子珊在一個「腦袋迷宮」中迷路；腦袋確實在結構或功能上，對大多數人而言(包括醫生、精神病學家及腦科學家)，是一座迷宮。我們對它的運作方式所知有限，但憑著近百年來對腦部的研究，腦部功能及運作與精神科疾病的關係也日漸清晰，就像方中信現在能一指化解「腦迷宮」一樣。當然，我們現在能夠做到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的。

其二，這是我最欣賞的，就是方中信握著徐子珊的手來化解「腦迷宮」。這正是精神科醫生每天的工作，親身「走進」病人的「腦袋」，與他們?手化解迷宮及走出迷宮。不同於外科或內科疾病，可以用血液檢驗或醫學做影來確診疾患；及後的治療，外科及內科醫生可以完全依靠手術刀及藥物來清除病源。精神科醫生，除了藥物以外，「走進」病人的「腦袋」，與病人一起了解及處理他們的問題及困擾，是每位精神科醫生「會做」及「必須做」的事。

期望「仁心解碼」真正能夠給大眾對精神科疾病及病人有一個真實及正面的了解。

「候診三句鐘，見症三分鐘。」 好一句在政府專科門診經常聽到的金句。 雖然有點誇張，但不少人確有以上經驗。 「等」的感覺的確不好受，日前到律師樓辦一件只花了律師三十秒的手續，我卻待上了半小時。比例上，我花在等的時間與在專科門診的病人差不多。

在醫管局的精神健康診所工作及私人執業後，病人預約的時間可由自己控制， 病人等待的時間可以大大縮短。醫管局的預約制度問題出在那裏?在我看來，問題有二: 第一，病人預約的時間往往遠早於醫生能到達門診的時間。 例如，醫生巡房後可能到上午十一時才能到門診，但門診卻預約病人在上午十時到診，病人便白等多一小時。在專科門診內，往往在候診大堂聚集數十至百多病人後，才見醫生跑進診症室。

第二，問題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預約病人數目。在一個三十分鐘的時段內，通常預約五至十名病人。 假設醫生準時到診，而病人又沒有出現大問題，每位病人的會面可在五分鐘內完成，在這時段內的最後一位病人可能要等上二十至五十分鐘。

雖然病人已有心理準備在候診室要苦等數小時之久，但精神科病人中，有小部份可能耐性比較差或比較暴燥，在擠迫的地方侍上多小時，問題可大了。

私人執業後，預約時間及每位病人需要見面的時間都在我掌握之中，我的候診室通常是空空的，因為每位病人都不需久等。一日，一位已到我診所多次的藥廠銷售主任對護士說: 「黃醫生可以支持下去嗎? 每次我都見不到有病人候診。」

護士答: 「黃醫生從不在候診室會見病人。」

閒來無事，翻閱一下驚恐症，驚見驚恐症的特定驚恐對象千奇百怪，且不說怕高（Acrophobia）、怕水（Aquaphobia）、怕狗（Cynophobia）、怕蜘蛛（Arachnophobia）…等，原來已冠名的驚恐對象已超過130種，可謂琳瑯滿目，且看一些比較特別的驚恐對象。

原來日期可以是驚恐對象，如黑色星期五（Paroskauedekatriaphobia）；而數字也可以令人不安，如魔鬼數字666（Hexakosioihexekontahexaphobia）、不祥之數13（Triskaidekaphobia）及中國人不喜歡的4字（Tetraphobia）。另外，怕驚恐（Phobophobia）、怕死（Thanatophobia）、怕失敗（Atychiphobia）、怕痛（Algophobia）、怕做決定（Decidophobia）、怕被人取笑（Gelotophobia）等，如果驚得過份，也是驚恐症之一。

有人問，港人怕老婆，有否定老婆為驚恐對象之一。答案是否定的。何解？請看「葉問」一片，當中一代武術宗師葉問說：「世上沒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昨晚，做了一個惡夢。

　　所謂惡夢，莫過於在夢中遇上白臉鬼佬包青天（而額上有一彎黑色的新月），而最可怕的是，犯人居然是我。

　　所羅門（白臉包青天）罵道：「黃啟初，你在『選擇』一文中的言論，涉嫌顛覆醫管局，危害醫管局安全，你可知罪？」

　　嘩！可怕，原來西方也有文字獄。

　　我連忙回應：「大人，冤枉呀！小人只想道出前線醫護與管理層在思想上有不可避免的分歧，小人並無意指出醫管局有任何錯誤。局方要為社稷負責，並要衡量各方需要及經濟效益，而前線人員則要完全為病人著想，以令病人得到最快最好的治療。大家著眼處不同，自然有不同的想法及策略。醫管局可以令社會整體健康水平提升，但不能令每位病人皆能得到最好的治療。這是草民的想法，請大人明鑑。」

　　所羅門王慎思良久，最後終於露出諒解的眼神道：「你所言非虛，本官就免你死罪，不過活罪就.....，本官就容你將功補過，你得在醫管局多服務一年，只限上午，退庭。」

　　「謝大人！」我也急忙謝過。

　　回家途中，遇見官拜二品的高大人，他祝賀我順利脫罪，並說他也辭了官，回鄉種田。他說：「你在醫局裏的生活還可以啦，我呢，皇上的要求太高，而民間的問題又太多，實在處理不了。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下，不如早日辭官，總比活受罪好。」

　　聽罷，大家默言相對。

　　正當想找一言半語安慰高大人時，突然耳邊響起兒子的聲音：「夠鐘啦，不然我又趕不上校巴啦。」

　　我終於重返現實，上午到醫院上班去。

　　「雖然，這並非我離開公立醫院的唯一原因。．．．．」（十年） 

　　在公立醫院的最後一段時光，是在分流診所工作。在這裏，我對自己及醫院在處理病人的方向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及思考。 

　　站在醫院的角度，在有限的資源及無限的需求下，醫管局可以做的是希望增加到診病人的數目（令服務可以惠及更多市民），及減少出錯的風險。這種態度可以從醫管局公佈數據的方法得知:醫管局所公佈的數字主要是求診人數及醫療事故的數字。但是，做得多與做得好是兩回事；沒有害人及救了人更加不可混為一談。醫管局的目標是做得多、錯得少。但在有限的資源下，這也是迫不得已、無可厚非。在分流診所工作大半年的經驗，管理層（特別是高高層）所關心的是到診人數；至於多少病人情況有改善，多少病人情況惡化（只要未達到「醫療事故」級別），則是其次。

　　身為前線醫生，要做得快，做得多，治療及服務質素自然打了折扣。投身醫療界，當然希望可以盡心盡力治癒每位病人，減少病人的痛苦。但在醫管局的統治下，醫生的任務是「追數」及減少「出事」，至於治療，．．．。管理層的處事哲學與行醫的基本信念（給予病人最好、最合適的治療）似乎出現距離。管理層的哲學不但影響個別病人的褔祉（雖然局方可以「處理」最多的病患）；也損害了前線醫生的熱誠，因我們不能同時滿足管理層的要求及病人的基本需要。現在，我不須再為此煩惱，因為我經已有了選擇。

　　這是我離開公立醫院的另一重要原因。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柴九語錄）

過去的一個十年我在東區醫院精神科度過（幸好是做醫生，不是做病人），我也在精神界打拼了十五個年頭，從一個傻兮兮的新丁，追隨多位前輩學習，曾輪任於成人精神科，老人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社區及復康精神科，會診諮詢精神科，及後曾主理產後憂鬱診所及分流診所；工作超過三萬五千小時，曾經診治過的病人沒有一萬也有八千；從醫學基本學位到專科醫生；從數學理學士到 Graduate Statistician （學位統計師），到 Graduate Mathematician（暫且譯作學位數學家），再到教育學碩士。

十五年，我的確做了很多事，讀了很多書，有很多的改變，但最有意義而又最重要的是我成為一位女士的丈夫及一位小孩子的父親。老公及爸爸這兩個稱呼比起醫生，統計師，數學家，．．．等等的稱呼動聽豈止千倍萬倍。家庭乃社稷之基本，亦為幸福之泉源。離開公營醫院，實非輕易之決定，但將時間、心血多投資於身邊重要的人身上亦為必要之務。雖然，這並非我離開公立醫院的唯一原因。

再引用並修改一下柴九的話作結：「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最緊要活得『愉愉』快快。」